大楚与前朝司晋的地方制度并不同。
前朝司晋地方乃是二级制度，郡（国）县，州一级的概念由于更前的汉一般，只存在于监察御史这一层，并不作为实际上的地方制度。司晋末年，由于中原郡国多而小，造成官员勋贵冗余，颇费钱财，往往一郡之地只有兵丁三五百人，又上下掣肘，率兵不得，一旦贼起而地方无力平定，贼势渐渐席卷周围郡县，危逼长安，最终导致社稷倾颓。
本朝高祖皇帝定鼎江山之后，郡县二级制度弊大于利，于是改制，以州管郡，以郡管县，后又恐地方州牧如后汉末年那般做大，致使国家动荡，于是废州牧，改州为道，改郡为州。道设按察使、节度使，按察使只行御史职责，节度使由皇子亲王虚领。州设刺史，县设县令、县长。又将天下州划分为二十四都督府，以都督府领军权。
从高祖立国至今尽百余年，大楚有十道，三百余州，千五百县，但凡地方有贼，便以都督府为首，刺史为辅，领折冲府兵平叛，若贼势强劲而地方无能，则委一重臣奉天子宝剑，佐虚领节度使的皇子亲王，领北衙禁卫六军兵丁前来平叛。
深州隶属于河北道，河北道节度使为当今皇帝第三子瀛王，其封地瀛洲也在河北道，故而领了河北道节度使。
河北道乃是边防道，与中原腹地不同，不仅有节度使、按察使，还有都督府。
魏州都督府总领卫、相、洺、德、博、豫、深、建八州军事，建州乃是新地，又有建州将军并数位将领把手。按道理来说，与突厥交战，乃是魏州都督府的职责，用不着瀛王大驾，然而关城城破之时，魏州都督府与突厥交战数月，恰逢魏州都督府长史往边关去镇抚将士，关城一破，建州其余五县犹如突厥囊肿之物一般。
建州六县以关城为首连破，突厥屠城掠民，三日而不封刀。魏州都督府长史并其府下参军、司马等数位于乱军中丧命，建州将军并建州六县守将死战殉国。
这一道奏疏送上去，整个长安为之震怒。
自打前朝司晋二度立国以来，中原百姓再不曾被蛮夷肆意屠戮过，便是司晋末年，中原大乱，藩臣自立，逐鹿天下，也是将突厥、鲜卑等打的望风而逃，不敢侵吞半点汉人土地。大楚高祖皇帝立国以来，从来都是将蛮夷当做属国外臣看待，尤其当今咸宁皇帝，咸宁年号出自《周易》“首出庶物，万国咸宁”，以天下太平为标榜，皇帝之心可堪一见。
如今皇帝渐渐老去，而太子并诸位皇子羽翼丰满，连皇孙也并不消停，长安里风雨欲来。咸宁年号太平了二十一年，却在咸宁二十二年，在河北道迎来了这么一场大败。
皇帝如何不怒，于是有了一道圣旨：以皇三子、河北道节度使、瀛王兼领魏州都督府都督，总理魏州都督府、河北道军政，务必驱逐突厥，令其血债血偿！至于原魏州都督府都督、洺王，则被夺职，勒令其闭门思过。
咸宁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，突厥破关城。四月二十六，建州六县皆失。四月二十八，建州奏报至长安。五月初二，突厥退兵。
五月十六，圣旨到了深州刺史府。
深州刺史深深叹了一口气。
深州的军事大权皆在魏州都督府手中，若是战事不利，也有瀛王在上头担着，加之深州并非边关，他并不害怕，只是，瀛王兼领魏州都督府，而原魏州都督府都督洺王闭门思过，这一道圣旨让他不得不深想。
咸宁皇帝先后有三位皇后，第一位乃是当今太子生母，早年病逝，谥号明惠，第二位出自傅家，因当年傅家事于后宫中自缢身亡，皇帝惊怒之下未为其追谥，第三位乃是当今皇后，也是瀛王生母。
而洺王，与太子乃是一母同胞的兄弟。
最近长安时局变动，便是因为宫里有风声，说皇帝意欲移储。
皇帝立皇长子为太子，至今已将近二十年，朝堂内外皆以其为嗣君看待，太子长孙都出生了，皇帝却要移储，早已侍奉太子的朝臣如何能接受？可若是不接受，又如何拦得住皇帝呢？
若非担心重现刘汉武帝戾太子之事，加之太子羽翼甚为丰满，朝中数位重臣为其师，数位勋贵将臣如其手足，又有明惠皇后遗德在，皇帝怕是早就废了东宫的太子之位了。
深州刺史又暗暗叹了一口气。冥思苦想，却想不出如何能从这储位之中逃脱出去。
虽说以皇子身份领节度使、都督，皆是虚领，无论瀛王还是洺王都从未真正理过河北道、魏州都督府上下事宜，可从原先的事态中来看，二王势力乃是势均力敌的，如今皇帝夺了洺王的职，又让瀛王兼领，这场战事不胜则已，若是大胜，瀛王可就是踩着洺王天下扬名了。可又不能不胜，再败丢的可是当今皇帝的颜面，便是不盯着那皇帝宝座，瀛王也绝不能败。
太子既为储君，又为众多皇子之长，便是有皇子窥伺东宫之位，他也得忍着纵着，若是惹了事还得亲自为其善后，是以太子并不能轻举妄动，便是皇帝移储之意长安皆知，太子也得稳坐宫中才是。